最后一次毕业,我已经34岁

责任编辑:鲁晓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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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编舟记》剧照

现在想来,我真正的长大成人,就是在穿着博士学位服,抱着女儿,和妻子一起照相的那个上午。

编者按

在这些美丽的漫长的夏日的黄昏;

但我知道,奇迹不再降临,

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持鲜花

在机场出口迎候的人。

——王家新《来临》

毕业季,常逢夏日。从某一年的此刻,阳光融化了我们“学生”的身份,然后,被一份份表格重铸成各种身份,走向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。

重铸的过程,或电光石火,或缓慢绵长,也许有惊喜和意外,也许还会有疼痛与煎熬。而重铸后的模样,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。

是日,「人间」推出毕业季稿件连载,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“来临”。

来临:在我们毕业那一年丨连载03

北京的22路或47路公交车,有一站叫铁狮子坟,它刚好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东门。2005年5月,我坐着47路,从北京西站到铁狮子坟下车,来迎接自己的第一个毕业季。

我是从江西景德镇回来的。一个月前,我偶然接了一份活儿,跟着一个剧组去景德镇,每天给剧组写新闻稿,后来也帮导演改改剧本,或者写几场新加的戏。但是我还有最后两门考试,不得不中途回到北京。匆匆走进考场,胡乱地答完了题,我又到景德镇待了一个月,才回到北京正式开始了本科毕业季。

就在离校前几天,我在学校的公共浴池被传染上水痘,隔离在校医院里。各种毕业手续都是女朋友帮我办理的,等我从校医院出来回到宿舍,已经一片狼藉,大学生活就这么匆忙散场。

好在本科毕业季的主题还不是“离开”——因为之前已经考上了研究生,我还要在师大继续读三年书,我还可以期待硕士毕业,期待一个真正的毕业季——它来得比我想象的快得多。

我像是一滴水,对即将回到的那个茫茫人海,既期待又恐惧:我会遇见什么,我会实现什么,我会成为什么?

铁狮子坟不再是我的终点站,而成了我的起始站。从这里出发,下一站是哪里?北官厅?农科院?小庄路口北?它们都提供了车次和线路,但我下车后才发现,新一站叫海淀黄庄,一个名字里有水的地方。

我等的那趟车何时到来

2008年,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,人们似乎不断地在狂喜和悲痛的曲线上颠簸,一会儿波峰,一会深谷。那一年我28岁,硕士毕业,进入出版社工作。我已不再年轻,为了一个留京指标,为了一份薪酬,为了守住爱情,正经历着找工作的烦恼。

当时我和妻子还没结婚,两个人笃定要留在北京,她的理想就是做老师,因此只给学校投简历。接连被几所学校拒了之后,她十分难过,甚至哭过一回,后来终于拿到了一所很不错的中学的应聘书,而且有户口,算是稳定下来。而我,面临的机会似乎要多一些,但也更纠结。

春天的时候,我去过两份报纸实习。一份是某文化报,活儿很轻松,可以自己去跑采访、写稿子,也可以把邮箱里收到的不错的投稿整理发排。我这里待了三天,主要工作是给作者寄样刊,一个信封一个信封装报纸,然后在外面贴上邮寄地址。

第四天,我接到了另一个大报副刊的电话,开始转到那儿去实习。第一天去报道的时候,天下起了雨夹雪,道路泥泞。那时候,北京的地铁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,我坐了近一个半小时的公交,倒了两次车,才到达报社。我虽然略有迟到,但已经是第二个赶到的人了。这家老牌大报的副刊刚换了负责人,一口气招了四个实习生,准备大干一场。负责人给每个人分配了工位,工位上一台崭新的电脑。

坐在电脑前整理材料时,我有点激动——这么多年来,我用过的都是二手电脑,还从没用过新电脑。新电脑的速度和网速都超级好,我幻想着自己能在这台电脑上做出很多事情。

雨夹雪一天都没有停,晚上回学校,路途更加难走。我到学校时已经是快8点了,饥肠辘辘。漫长的通勤路途,让我对这份工作的期待减弱了,更重要的是,那时候妻子已经确定的工作在北京的西北方向,跟报社刚好在地图上是对角线。就算我们在中间点租一个房子,两个人的上班路途也还是非常折腾。

犹豫再三,我给报社的负责人发消息,说自己不能再继续实习了,非常感谢她。负责人回的信息是:遗憾,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合作。

停顿了几天后,我又接到了凤凰网的通知,也让我过去一个文化访谈节目实习。那时凤凰网的办公地址还在农科院里,从北师大骑自行车,经过我们常去的金五星百货市场,只要20分钟就到了,在距离上比前两个地方都要理想多了。

●●●

我在那儿实习了几个月。节目负责人确定访谈的嘉宾,我根据嘉宾的情况帮主持人梳理问题;访谈之后,再根据速记整理成新闻稿,给每一段起一个略标题党的小标题。网站的工作,经常需要加班熬夜。常常是晚上10点多大家把事情做差不多了,就从吉野家叫几盒快餐当作宵夜(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这家著名的快餐)。

主编说加班可以填写加班条,拿一点加班费,一开始我很老实,每次都填。后来主编说,刘汀你不能每次加班都填加班条,领导不会签字的。我才明白,很多政策和规定,你不能真的严格执行。

有一天主编在MSN上问我(没错,那时候单位流行使用MSN,而不是QQ):“汀,你的理想薪水是多少?”我知道网站考虑留我,便根据自己当时的预想,还有从一些同学那里获得的信息,给他回复了“5000”。他回复说,“4000我可以保证跟领导谈下来,没问题,5000很难”。

我心里有些失落——那时候的我,还带着某些理想主义的情怀,而那几年,也的确是互联网文化的勃发之年,一大批传统媒体的高层跳槽到网站,各种网络文化节目层出不穷,而且社会反响不错。

就在我犹豫的时候,接到了来自海淀黄庄的一个电话,是人民大学出版社,也叫我过去实习——这时距离我给他们投简历已经半年多过去了。

人大出版社的上班地址离女朋友的上班地点更近,见面要方便些。做出版社编辑,也是我最初的职业规划中的选项之一。决定好了之后,我就跟主编说了,和凤凰网的几个同事吃了顿散伙饭。

当时在人大出版社同一个部门实习的,还有我的一位本科同学,他学古代文学,我学文艺学。我一直好奇这些单位是通过什么标准判断要聘用我的,在大家关系非常熟悉了之后,我问过出版社的领导,领导也没有说清楚。

后来我从同事那里听说,其实我并不是第一选择,第一选择是我的那位同学,他是北京人,但是他只待了不到一周,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,去了北京最有名的一所中学当老师了。

我觉得有些意思——凤凰网招我过去实习的时候,我也不是他们的第一人选,只是当频道主编把我的简历给凤凰当时的总编辑过目时,总编辑大概说了句“这个也来看看”,我才到了那里。生活总会有这些阴差阳错,我好像是足球运动员,总是以替补的身份登场,却成了进球的那一个。

在确定去出版社之后,我跟朋友裴亮就开始到处找房子,我们俩在一个宿舍已经住了7年,他一年后要去日本留学,正在新东方学日语。找房子的过程漫长而艰难,每天在网上搜信息,然后联系房东或二房东,在三十多度高温的北京骑着自行车,去敲开那些陌生的门。

我们俩差不多看了五六处,最后在三环的联想桥附近找到了一间。这是很大的房子,我们租的是其中一小间,也就十平米,放不下两张床。

这个房间有一个阳台,里面放了一张巨大的桌子,几乎占满了空间。我们问其他租客,是谁放这里的?所有人都摇头说不知道。而我们也无法把它搬出来,就只能留在那儿,做了一个别扭的餐桌。我睡床,裴亮只能睡在阳台的桌子下面。后来我回老家落档案的时候,裴亮在金五星定制了一张上下铺的铁床,两个人才算安顿。

联想桥下的群居生活

联想桥离海淀黄庄不远,我循着大学时的习惯,去缸瓦市买二手自行车。读大学的时候,我们所有的自行车都是在那儿买的,而据说那儿的自行车绝大部分都是偷来的。但这一次,在多年的整治后,街上已经没有人卖黑车了。我下了狠心,在师大附近的车铺里买了一辆新车,两百多块钱。

我经常下班后骑自行车去女朋友的学校找她,在她学校的食堂买一份简单的饭,两个人头挨着头在一张小桌子上吃。吃完了,我们会到校园里去走一走。

那里应该是北京最美丽的中学校园之一,有一个池塘,池塘里能看见密密的荷叶,夏天的时候,荷花上蹲着青蛙,仰头鸣叫。还有几只猫,穿梭在教工宿舍外面,碰见人会喵喵叫,我们就买两根火腿肠给它们。后来,那只母猫还生了小猫。

七八点的时候,天色暗了,也凉爽了,我再骑上自行车,沿着车流依然汹涌的中关村大街一路飞奔,回到联想桥下的小房间。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宿舍,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里。

每天早晨,我跟裴亮差不多时间起床。整栋房子里住了近十个人,而只有一个卫生间,洗漱时常需要排队。我们住在23层,窗外就是三环路,日夜都有响亮的汽车声传来,真是滚滚红尘的样子。这样的时刻,总觉得我们离所谓的社会,还隔着一步之遥。可这一步之遥,走起来却很远很远。

住了一段时间后,跟同居一室的其他室友熟悉了些。旁边一个房间,几个月之内就换了三拨租客,男男女女,来来去去;隔壁的另一个房间,住着一个姐姐和她男友,姐姐在对面的市场里开了一间花店,经常带回一些没有卖掉的花,修剪好枝叶,送给我们;在客厅用隔断隔出来的只有5平米的狭长空间里,住的是一个刚刚20岁的小女孩,每天嘴里都嘟嘟囔囔,后来才知道她是在学德语,她并不是去德国留学,而是半年后她要去那里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德国人。

房东后来连厨房也隔出了一个房间,住的也是一个女孩,说话有浓重的南方口音,经常在楼道里跟别人大声聊天、打电话,说自己昨天去了哪个酒吧、说中秋节买的大闸蟹一点都不肥、说哪儿的衣服在打折。

有一次她出差,就在这几天里,房租到期,中介跑来催交,找不见人,狂敲她房间的门,面目凶狠。等她回来后,中介又来,她说自己就再住两天,因为很快要换工作了,何况还有一个月的押金在中介那里。但是中介不同意,让她必须马上交房租,否则就把她的行李扔出去。女孩跟他们争执了半天,中介打电话叫来了几个人,都是凶狠狠的,我们都围上去请中介宽限。最后女孩突然大喊:“我不租了,我一天也不租了,押金我也不要了。”然后哭着搬着自己的东西,连夜走了。

从此之后,我对中介没有了好感,一年后退房的时候,中介找各种理由克扣押金。我始终忘不掉当时那些人的嘴脸。

●●●

这种群居生活,人际关系比在大学宿舍里要复杂多了,但是这些年轻的陌生人之间,也常常会生出彼此的同情和暖意:共用一个狭窄的厨房,大家做饭的时候会约定好错开。

我们跟隔壁的卖花姐姐、德语小妹,后来还约着一起做饭,但是三个房间都太小了,无法同时坐下五个人。所以做完后饭菜仍然是分成三份,各自端回屋里吃,这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谊。

过完春节,我们从老家回到北京,发现德语小妹的房间空了。卖花姐姐说,她已经去德国了。她还说,德语小妹虽然嫁了一个年纪大的老外,但是那边有一个大房子,有花园,而且她嫁过去不需要工作,做全职太太。我从她的语气里,听出了一些向往、一些同情,还有一些茫然。

好像也是在那段时间,她跟男朋友的感情出了问题,因为偶尔会听到她的哭泣。她手里那些美丽娇艳的花,能装饰房间,却无法装饰她受伤的心。

第二年夏天,房子到期的前一个月,裴亮顺利去了日本留学,我搬到了妻子的学校宿舍。离开那个小房间的时候,我不由自主地生出许多不舍,这里收藏了我初入社会所经历的一切情绪,青春的尾巴所特有的忧伤,工作之后的劳作和疲惫,对前路的憧憬和迷惘,都发酵在这个小小的十平米的房间里。还有那些陌生人和他们的生活,给我了最初的有关自己社会身份的认知,几年后,一本叫做《蚁族》的书突然火了,社会开始关注那些群居在城市地下室和隔断里的年轻人们。

后来,我无数次乘车从三环路或辅路经过联想桥,总是本能地去抬头看曾经住过的那栋楼。我仍然能一眼认出那扇23层的窗子。我知道,那一年自己肯定趴在窗口,看着环路上的车来车往,生出无数的感慨。

海淀黄庄快把我掏空了

和联想桥下23层的蜗居同时并行的,是我的第一份工作。

刚进出版社时,我没有自己的工位,就坐在一位休产假的女同事的位子上,直到她回来上班。这里出版的主要是大学教材和学术书,出版社有一个规定,新进员工都要先做三年的文字编辑,才可能转策划编辑,据说在更早之前,工作第一年只能干校对。

我对规定并没有太多抵触。很快,我接手的第一个稿子,就直接给这份职业打了底儿:那是一部讲述笛卡尔的翻译稿,从法语翻译过来的,译者是一个女性,法语可能不错,但汉语水平实在不敢恭维。对法语一窍不通的我浏览了一下书稿,几乎没法通顺地读懂一句话,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编校到读者可以看明白——不是看明白笛卡尔的学说,而是能看明白那些主谓宾、定状补全部缠绕杂糅的句子——当时我有点后悔,我想我应该去那家报纸,至少应该留在网站。

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,我都在和这部20万字左右的书稿较劲,部门每周一次的例会,报告自己上一周做了什么,这一周准备做什么,我说的永远都是:上一周在看笛卡尔,这周还要看笛卡尔,下周应该还是看笛卡尔。

我每天整理的稿子,平均只有5页。我产生了一种西西弗斯般的感觉,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编辑生涯会在这部书上终结——不去想那些语病和句子的问题,仅仅是一个外国人名,译者竟然能在同一页里翻出四个中文译名。

我根据惯例,列出了大概有五六十页、近千条的疑问表,把那些实在无法看下去的句子提出来,请译者重新翻译。她态度很认真、谦虚,把这些都重新翻译了一遍发过来,然而,重新翻完的句子还是无法读懂。

笛卡尔这本书直接奠定了我编辑生涯的底线,我以为我再也不可能碰见这样的书了,可初入社会的我还是太天真了,后面还是继续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稿件:比如,我责编过几本讲写作学的教材,但是从文字水平上,书的原稿可以说是“写作”的反面例子;至于翻译稿里蒋介石变成“常凯申”、《荒凉山庄》翻译为《泥沼小屋》之类,就不胜枚举了。

所以有时候我会想,原来编辑跟医生和老师一样,也完全是一个良心活。工作第一年年终总结时,我问所有的同事:看稿是看书吗?

这个疑问的背后,是我的隐隐的焦虑——我虽然每天在跟文字、甚至跟学术文字打交道,但我既没有阅读,也没有思考,我会变成一个只会校对异同的木头人。这个焦虑促使我开始重新翻阅书架上那些小说、诗歌和学术著作,也开始阅读最新出版的小说,并且尝试着写书评。那段时间是我写书评最勤的时间。

●●●

在和这些稿子斗争的时候,出版社想出版谢无量(中国近代著名学者、文艺理论家、诗人、书法家)文集,但既找不到他的后人,也没有书和资料——这个活也落在我头上。

我在网上狂搜,可是一无所获,偶然间看到四川一位老师的一篇博客,提到他认识谢无量的孙女,我就赶紧在博客上留言。等了半个多月,这位老师终于给我回话,确认我不是骗子,才告知了我谢无量孙女的电话。我打电话给老太太,才知道老太太就住在北京。我客气地说明意图,她很高兴。不久之后,我跟着社长和部门领导一起去拜访她,敲定了这件事。

谢无量的书都出版很早,市面上很难找到。我在旧书网上查到了六七本小册子,分布在不同的店里,花高价买来。剩下的《佛学大纲》、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等几部重要的著作,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。

一个雨后的下午,我坐公交到国图去取预约的几本书。国图的老馆里昏暗安静,空气里荡漾着一种旧书的气息。工作人员把几本书递给我,告诉我只能在借阅室看,不能带出去。我找地方翻了翻,确认没错,问她是否可复印。工作人员说这种版本的不能复印,但可以拍照。我只能请她给几本书整本拍照——贵得要命,好在出版社决定要做这套书,这点钱还愿意花。另外几部书,又请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的朋友拍照了。

这样把能找到的书都找到,凑成了十卷本,旧书都是繁体竖排版,出版社当时也准备做成繁体竖排,请了一个校对公司的人做了录入,讹误非常多。我又不得不发动同学做“外编”来审校,折腾了很久——这时候部门的出版任务很重,社领导对这套书的想法又有了变化,项目就停滞下来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说考虑到读者接受度等原因,又要把书做成简体横排了。那时我已经转正做正式文字编辑,就把相关工作转给了另一个策划编辑,她也折腾了很久,书又被转到另一个编辑室,几年后才面世,已然不是我当初设想的模样了。

●●●

2010年,部门换了新领导。新上任的领导想做一些人文阅读类的书籍,让我来弄。这个当然对我的胃口,所以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我做了一个很庞大的选题计划,包括了本版、引进版、学术图书、散文随笔等,大概上百种。

出版社里没有师父,一切都是自己摸索。那时我对真正的图书策划还一窍不通,更不懂得营销。之前在豆瓣上有个独立做设计的哥们给我留言,问:刘老师,需要图书设计吗?我那时想起来了,就赶紧联系他。

他是一个河北人,人很好,不厌其烦地帮我改版式、改封面。电话QQ总是讲不清楚,我就跑到他租房子的天通苑去,跟他对着电脑一点一点地调。天通苑真是太大了,我从地铁站出来,总是会失去方向感。这里的建筑一模一样,道路也是,站牌的名字总是围着天通苑东南西北,仿佛一个巨大的生活迷宫,又像海洋里一个小小的漩涡,让那些弱小的鱼虾,身不由己地被裹挟着旋转。

看了一上午电脑,设计兄弟带我去吃肉夹馍,每人吃了三个,一碗酸辣汤,吃到汗流浃背。他跟我讲他如何在西安读美术专业,如何跟同学一起跑到北京来当北漂,如何找房子,如何跟京城出版圈的编辑们打交道。

有时他到出版社这边来领设计费或者样书,我也请他吃饭,有时还会喝两瓶啤酒,讨论哪本书的封面牛X。他帮我设计了不少书,后来转行去影视圈做影视道具设计了,现在经常能从朋友圈里看到很多他设计的宣传海报。

当时和他一起合租的,还有一个女孩,叫薇薇,是他的高中同学,也是学设计的。后来我又请薇薇帮我做了几本书的设计,也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做出版的朋友。2013年薇薇怀孕,当时妻子也怀孕,她还特意买了一本孕期食谱寄给我。

可我那个的庞大的出版计划,很快就搁浅了,这类书不如教材赚钱,出版社不会愿意把太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方面,所以自始至终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做。策划是我,大部分书稿的编校是我,营销也是我,我所感到的不是疲惫或分身乏术,而是仅有的那点激情已经被消耗殆尽。

那滴水又落回了起点

2011年的某一天,我忽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——如此下去一辈子也就是编辑,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,工资不够买房,写作也越发困难。

我想应该有点变化了,于是报考了博士。这其实也不是心血来潮,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,我就知道博士总要读的,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不是没想过硕士后直接读博,但那时候本科时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,自己二十大几还不工作,很说不过去,就只好上班。

再说,我们本科宿舍8个人,6个人已经博士毕业或即将毕业,只有我和一个身在海南岛养尊处优的哥们没读了,我们怎么也得凑够7个博士才行。

我开始了三十多年来最为忙碌而充实的一段生活,中午的时候,出版社的同事大都支好了简易床或躺椅开始午休,我则坐在工位上做英语考博真题。我考的方向是现当代文学,所幸这些年一直没有断了读这方面的作品和学术著作,专业课不会有问题,英语是关键。我买了单词本,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背单词,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记忆力的确不如从前,很难再快速地记住单词。

我自问尽了努力,老天爷确实眷顾,2012年,我回到母校读博,铁狮子坟再一次成了我的终点站。考上博士之后,我找分社的领导和分管的社领导说了自己的想法,大意是如果社里觉得可以,我愿意一边读书一边工作,继续负责原来的那些书,如果社里觉得这样不好,那就算正式辞职。

对我来说,这种选择毫不艰难,我很清楚自己要走怎么样的路。领导们出于各种考虑,同意我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原来的工作。从此之后,在出版社做书和去学校上课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。

2014年,出版社工作任务繁重,而学校这边则是最重要和关键的毕业论文。为生活所迫,我还接了一部电视剧的工作,而我的女儿也是在这一年出生,家里也要照顾。

可在这段最忙的时间里,我的创作感觉又特别好,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。

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,我没有休过一个周末,常常早晨6点半就到出版社,在楼下买一个麦当劳的6元早餐,带到办公室吃完。到8点半正式上班前,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那部电视剧的当日工作量。

8点半到12点半,同样得以高效率处理出书的事情,复杂的云因系统(出版行业的一套管理软件)、申请书号、盯封面设计、看校样……简单的午饭之后,同事开始午休,我则噼啪打字,写点小说或散文,调节神经。下午2点左右,我开始写博士论文。为了节省时间,我把需要的参考书几乎全部买来放在案头,随时翻看,想起什么也随时记下来。周末的时候,就一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写论文,最终30万字的博士论文顺利答辩通过。

我在读博的第一天就给自己下了决心:绝不延期。这段岁月,我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,心无旁骛,把全部的自己都投入到这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中去。当然,这样做的代价后来才会显示出来——毕业后,我体重达到了史上最高,而且是虚胖,整个人看起来像是经过一场艰难的苦役。随后的几年,我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,偶尔要跑医院。

但是我依然感激这段岁月,感激我自己挺过了这个难关,感激家人和朋友的存在所给予的无形的力量。现在想来,我真正的长大成人,就是在穿着博士学位服,抱着女儿,和妻子一起照相的那个上午。

那已经是2015年6月份了,又是阴雨天气,我们打车从上地到北师大,参加毕业典礼。照完集体照,天放了晴了,北京难得的好空气。

7年前,我仿佛一滴水,经过艰难跋涉,随着波涛巨浪,穿过无数峡谷,见过激流险滩,回到了人潮汹涌的海洋。我从鲨鱼嘴边溜走,跟海豚一起跳跃,然后被灼热的阳光升腾为水汽,藏身于云朵之中,在地球上空飘荡。这朵云来到北京的上空,来到北师大京师广场,这时候,作为我的那滴水,悄然落下,在广场上的荷叶上激起小小的水花。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轮回,一滴水回到海洋,又从海洋归来,回到出发的地方,是为了再一次出发。

下一站是哪里?

下一站同样在地铁10号线,叫团结湖,一个名字里同样有水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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